谷牧谈华国锋：他是个好人……

江青硬是无理地纠缠，逼我说出来是谁定的。

这时华国锋慢步走来说：你们在吵什么？

我向华国锋说明了原由，华一句话就把江青给支跑了，他说：这是毛主席定的。

江青一听是毛主席定的，夹着皮包，一句话都没有说就走了。

——谷牧

谷牧

谷牧1914年出生在山东荣城，2009年去世，他曾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，国务院副总理，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。

《谷牧回忆录》（中央文献出版社在2009年7月份出版）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材料，使我们不仅可以了解谷牧这个人，而且对于了解中国当代历史的一些重要的问题都有很好的帮助。

中共元老宋平为该书作序，序里面有些对谷牧的评价很有意思，他说谷牧的革命生涯是峥嵘多彩的，地下工作公开工作他都做过，笔杆子枪杆子他都拿过，兵和官他都当过，党政军群多种岗位他都上过，他受过表扬称赞也遭受过诬陷和打击，他是历尽风浪九经考验的老革命。

有说法称，谷牧曾在文革期间说过“主席脑子不行了（糊涂了)”之类的话，并传到毛主席耳朵里。

谷牧次子刘会远表示确有此事，谷牧确在领导层中间讲过“恐怕主席脑子不行了”之类的话，并且被人传到了毛主席的耳朵里；

而周总理、李富春副总理等，为此在毛主席那里说了很多话，甚至还不得不用了一点策略……

谷牧与夫人牟锋

01

2000年11月15日上午，我去深圳迎宾馆桂园，看望谷牧同志，首先问候他和夫人的身体现在好吗？

他笑着说：

“现在我还可以，我向你们坦白交待，每周打两次高尔夫球，在家里每天晚上还打桌球。

我跟你们说啊，在我们这把年纪，运动很重要。老伴的身体不好，得了一种怪病，吃什么都不吸收，现在靠打针维持，听医生说死不了人，但治不好。”

当谈到深圳等几个经济特区的建立和对外开放，我说：

“你是参与中央决策，并亲自组织实施，为国家做出了很大贡献的。你对特区十分关心，直到退下来后每两三年还来看一看。

听华国锋同志说，经济特区的建立和对外开放，是1978年6月由你率领我国国务院代表团访问欧洲后提出来的。”

谷牧同志说：

“这是党中央决定的我国第一个政府代表团访问欧洲。

我是一位副总理，但到法国时是法国总理到机场亲自迎接，到其他国家都是国家元首接见。

当时是谁提出组成这样一个代表团访问欧洲已记不清了，当时华国锋可能不敢先提出来，某副总理是不可能提出来的，但华国锋是赞成和支持的。

我记得回来后邓小平先叫我去作了简要汇报，邓是很重视的。”

谷牧和邓小平

我说：

“据华国锋说：搞经济特区，是代表团访问回来后，向中央汇报时提出的，经中央研究后下决心搞起来的。”

谷牧说：

“访问回来后，由我亲自向中央汇报，当时所有的老帅都参加了。

我汇报中提到了国外利用搞加工区、自由贸易区等形式引进外资，发展工业和外贸出口后，叶帅、聂帅、徐帅先后发言说：

谷牧同志到国外也看了，也说清楚了，过去我们只知道说自力更生，为什么外国能搞加工贸易，引进外资，而我们就不能搞呢？我看我们也应该搞。

几个老帅都很支持，中央领导人大多数人赞成，包括华国锋。”

在谈到特区这个名称的由来时，谷牧说：

“特区这个名称是邓小平提出来的。

当时有几种提法：自由贸易区，出口加工区，还有免税区、开发区等。

邓小平说：就叫特区吧。邓小平还说过，我不管其他人怎么说，特区是我主张搞起来的。”

当谈到深圳特区建设初期时有的同志重视发展工业不够，着重铺摊子、建大楼，1985年底在深圳召开的特区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了指导思想时，他说：

“当时深圳市委有的人不太听招呼，只知道铺摊子。

我找他们谈过话，说要扎扎实实抓好工业，提高产品质量，提高管理水平，要搞在国际市场上能卖的产品，有的人还听不进去。

后来调整顿导班子是党中央、国务院决定的。”

当谈到现在回过头来看，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，最成功的是两个方面：一是农村的改革，一是对外开放建立经济特区时，我说：

“华国锋说任仲夷要求在大连也搞一个特区，中央叫你进行过考察，也同意在大连建特区，还研究好了方案，当时正准备提交中央讨论批准时，这时恰好有一位大理论权威从深圳考察回来说：深圳除了国旗还是红的，其他都变白了。这样一来就给放下来了。”

任仲夷（前左一）陪同谷牧（前左二）视察深圳经济特区

他笑着说：

“这是华国锋对你说的呀？他的记忆力还很清楚，当时确有此事。以后，我与这位大理论权威还面对面发生过一次激烈的争论。

事情是这样的，我们写了一个对外开放的报告，中央书记处讨论时，胡耀邦看了后很支持，说给你批转这个报告。

但那位大理论家却说，转发这个报告可以，但要附一个材料，这个材料的名称叫《上海租界的由来》。

那时我也是书记处书记，坐在他对面，我当即表示坚决反对。我说这个报告是主张对外开放的，怎么能附你那个意思完全相反的材料呢？

我站起来说：上海租界的产生，不是上海道台的腐败，而是满清政府的腐败和软弱无能，如果是上海道台不听话，一个不听话可以换掉一个，两个不听话可以换掉两个，但这并不是上海道台的事。今天这样的事不可能出现，我们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。

但这个报告还是没有批转出去。”

谷牧和陈云

我国对外开放具有速度快、规模大、效益好的特征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五六年就走了三大步：一步是建立4个特区，二步是沿海14个城市开放建开发区，三步是建立了3个三角洲开放地带。

不久又接着建立海南省大特区和建设上海浦东大开发区。现在全国已经全面开放，吸引外商投资占到世界的第2位，国家外汇储备也占到了第2位。

谷牧和家人

02

当谈到对华国锋的评价时，他说：

“华国锋是一个好人，在粉碎‘四人帮’上有很大功劳。他不整人，他民主，不做坏事，他的错误主要是‘两个凡是’。

毛泽东给他写两句话，‘你办事我放心’、‘照过去方针办’，他是不会突破的。

他从一个县委书记、地委书记、省委书记上来，对全国情况了解不够，缺乏经济工作经验，从资历、能力、水平等方面看，让他担任总理和中央主席职务，是一种特殊背景下产生的情况。他当然不能和邓小平等人相比。”

他又说：

“记得有一次中央开会，会议散会时江青说：谷牧留一下。

我留下后，江青追问我为什么把30万吨乙烯工程放在大庆。

我对她说：乙烯是以石油为原料的，把加工设备放在原材料产区，符合经济规律要求。

但江青不讲理地说：我不懂也不管这些，我只问你是谁说的把乙烯工程放在大庆的。

我对她说：我知道是谁说的，但不能告诉你。

但江青硬是无理地纠缠，逼我说出来是谁定的。

这时华国锋慢步走来说：你们在吵什么？

我向华国锋说明了原由，华一句话就把江青给支跑了，他说：这是毛主席定的。

江青一听是毛主席定的，夹着皮包，一句话都没有说就走了。

江青这个人完全不讲理。”

03

在谈到1976年的计划会议时，我说：

“当时是你主持会议，那时也是‘四人帮’闹得最凶的时候，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，邓小平又被打倒了，李先念、余秋里、康世恩等几个老副总理都不能工作了，只有你还能工作。”

他说：

“那次会议是地震救了我。

当时‘四人帮’指定李素文、吴桂贤、姚连蔚参加领导，会议越闹越凶，北有辽宁毛远新，南有上海黄涛，相互配合，矛头指向国务院，会议没法结束。

刘湘屏

谢富治的老婆、卫生部长刘湘屏，有一次还追着问我：为什么会议没有叫她参加。

我说：计划会议是研究经济问题的，与卫生部没有关系。

当时“四人帮”有计划地进行一系列阴谋活动，一开始是批‘条条专政’，后来矛头指向国务院务虚会，一部分中央的领导权，实际被“四人帮”篡夺了，华国锋很为难，没有办法结束。

直到唐山大地震发生。我对华国锋同志说：会议必须结束，我要到唐山去组织救灾。

华国锋说：会议怎么结束法？

我说很简单，你只需要简单地讲几句话就行了。

华国锋说：那么我们开一个很小的会，就你和我还有纪登奎参加。

当时我给华国锋起草了一个简短的讲话稿，第二天晚上，由华国锋简短地讲了讲，会议就结束了。是大地震救了我。”

注1：2003年8月4日，我去北京华国锋家看望，曾经问他1978年派国务院考察团去西欧五国考察，是党中央谁先提出来的？

他说那时中央已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，开始重视了解国外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情况，这一年曾派两个代表团去西欧、日本考察，我提出来经中央讨论同意，并确定谷牧为团长。

注2：这个代表团成员包括：钱正英、叶林、彭敏、张根生、王全国、杨波。